也談中國古代玻璃的起源

我國古代玻璃的起源問題，在國內外逐漸被人們所關注。從本世紀三十年代起，即有人陸續發表文章謀求解決著一問題。不過，僅據當時出土的有限古代玻璃文物，是難于解決的。解放后不斷發掘了大量玻璃文物，對其考證的結果為探討，研究和謀求解決這一課題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引子-從懷氏的文物搜集談起
本世紀二十年代初，加拿大多倫多考古學助教懷特（W.E.WHITE）傳教于1928后前來到當時河南洛陽的基督教區司教時，曾于1928年一次大雨過后的古董攤上，見到一些惹人喜愛的珠子和鑲嵌半片珠子的銅方壺,銅鏡和帶鉤等在出售.這些珍奇文物引起了他的興趣．于是，他便全部買下；同時又聽到這些文物是剛從古墳里得到的信息，就立即探訪了知情者，作進一步的了解．結果他得知這些珍品的出處是在洛陽市東北方２０余公里的周朝（公元前１０６６～前２５６年）故址――金村（成周）。
于是便去該處考察，就在金村的東北部，有許多周朝時期的古墓群，在其中的戰國（公元前４７５～前２２１年）墓群里，有些棺槨被那次大雨的洪水給沖露出來，百姓就是從被沖的棺槨里，取出那些珍奇的殯葬品，帶到集市上出售的。
后來懷氏除從他搜集到的文物樣品中選出試樣寄到英國，托賽利格曼（C.G.SELIGMAN）和貝克（H.C.BECK）二氏代為分析鑒定個，又將自己所搜集和考察到的資料，整理出版了《洛陽古墳》一書，于１９３４年在上海出版。
賽、貝二氏的結論
賽、貝二氏依懷氏寄到的試樣分析鑒定的結果認為：這些戰國時期的珍奇珠子（包括關爿珠子）都是同玻璃制成的；其式樣又和西方古代玻璃珠相似，只在成分上有其獨特的地方，那就是含鋇較多的一種鉛玻璃，即由鉛鋇所組成的玻璃。
按二氏的設想：二者在式樣上既然相同，則在其成份上也應相似于西方鈉鈣玻璃的組成，結果卻截然相反，實使二氏詫異！
于是便用漢代以前和唐代以后的玻璃，同時作了分析對比，其結果是：在漢代以前的５４例中，含鉛的有５２例（占總數的96.3%），含鋇的有３９例（72.2%）；在唐代以后１５例中，含鋇５％以下的有７例（占總數46.7%），不含鋇的有８例（占總數的53.3%）。結果是找到西方的鈉鈣成分，見下表。
于是二氏便改變主意，要從西方出土的玻璃中，找出含鉛鋇的成分來，結果仍與愿違。較后只勉強找到了公元７世紀前后，于當時希臘領內的羅得（Rhodes）群島（亦稱佩拉杰島和薔薇島）和其周邊諸島上出土過含鉛量近乎這種成分的，不過，又使二氏大失所望！就連鋇的痕跡絲毫也沒有見到。見表中二氏的分析結果。

玻璃珠的分析
成分 1 2 3 4 5 6 羅得島 伊斯坦布爾
SiO2 34.42 67.5 42.50 41.90 50.00 30.90 29.00 68.20
PbO 43.20 -- 29.50 24.50 25.00 65.10 69.60 --
BaO 12.58 -- 4.00 19.20 10.00 -- -- --
CaO 0.12 6.80 4.40 4.40 -- -- 7.20
Na2O 4.32 17.70 4.50 12.00 0.70 0.10 18.50
K2O 1.02 0.80 0.80
Fe2O3 0.16 3.70 9.50 4.40 1.00 0.70 微量 3.90
Al2O3 0.76
其它 2.98 -- -- -- -- -- -- --
合計 99.56 96.5 89.90 98.90 98.00 97.40 98.70 98.60

這么一來，二氏又從洛陽金村出土的玻璃珠中，好容易找到兩只不含鉛的，并就其中的一只，僅從其形狀和成分組成上都和貝氏自藏埃及出土的玻璃珠相一致的觀點出發，借以說明我國古代玻璃珠，是繼承西方的鈉鈣玻璃系而發展起來的，但回避了二氏本身所分析的結果。從而委婉地得出：“中國古代玻璃，或許是從西方傳來的，又或許是摹仿西方所作的；總的起源仍是在西方的”結論來。這樣賽氏便１９３２年在倫敦發表了《帶有外表式樣的中國古代玻璃珠》的論文，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并曾聲揚一時。
接著貝、賽二氏共著的《遠東玻璃起源于西方》１９３８年在斯德哥爾摩發表以來，關于中國古代玻璃起源于西方的聲調，就愈揚愈高了。這對全世界的影響甚大！時值今日仍有人不認為我國古代就有自制玻璃的事實。
結論有待推敲
二氏在結論中所謂的“或許”或附有“仍是”的一種猜測方式或略帶強制性的結論，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為二氏在結論中沒有道明制造玻璃這套復雜工藝過程，究竟在那古老的年代里是怎樣在我們中國來實現的；更沒有說清我國古代玻璃，又是怎么去沿襲西方鈉鈣玻璃，而導引出鉛鋇玻璃來的。
單憑“由西方傳來”或“摹仿”，就能制出在形狀和組成上皆相一致的珠子，恐非易事。那必疳是在較早的時間以前，應我們祖先已掌握了這套生產制造技術的基礎上，才能達到一仿即成的地步，否則，即使在成分上一致也只是偶爾的巧合而已，并不能就此說成是誰摹仿誰阻擋層能得到的。何況僅是漢代以前５４例試樣中１例，只占總數１．８５％說明不了全體。
用文物考證成果來打破課題
承上所述，當我們了解了二氏的依據和論證之后再進一步研究我國解放以來發掘出土文物考證的成果，對我們國解決的這一課題，會有所打破的。
１、 從西周時期出土的玻璃管珠和玻璃片成果看
《西周玻璃的初步研究》一文指出，１９５４～１９７８年２５年間，先后發現西周早期至西周晚期約５００余年間，從我國西部的寶雞市至東邊的山東曲阜，長１０００余公里的狹長地帶的地下，有大批的玻璃管珠出土，尤其珍貴的１９７５年從寶雞市茹家莊的一個西周（公元前十一世紀～７７１年）的奴隸主魚伯之妻――進姬墓中出土了部分玻璃片，考古家們認為：這是用于貴重器物上的鑲嵌材料，而肯這些定珠的玻片的成分皆屬鉛鋇玻璃系統。
西周玻璃珠的造型除圓形個，還有棱形（算盤珠形）；在色彩上更是豐富多彩，有淺綠色、白色和粉紫色（此種色澤的玻璃珠是罕見的）等；在裝飾上還有點飾玻璃管，并且這種點飾法直至戰國曾侯乙（死于公元前４３３年）珠上仍然保留著。這種技藝在西方的玻璃珠上是根本見不到的，它只是我國古代玻璃珠獨有的一種特殊裝飾法。
２、 從銅器鑲嵌玻璃片的技藝成果看
懷氏在洛陽古董上買到嵌有玻璃珠的銅方壺、銅壺和帶鉤、這些玻璃珠的鑲嵌法、統是由匠人們事前將制備好的玻璃管剖割成碎片，然后放進器表面的劃格里，再向劃格的余空放進玻璃底釉，加熱使底釉和玻片融為一體，密著于器壁上；此時若仍未填滿空隙，尚可反復多次用同樣方式達到滿隙為止，待至退火冷卻后，再對器面進行研磨即成。
這種技藝，并不是初出于戰國時代，而且還出于春秋時代（公元７７０～前４７６年）的劍格上。
如１９６５年在湖北的江陵出土了越王勾踐的寶劍，在其劍格兩面的花紋上便是用藍色琉璃（玻璃的古稱）鑲嵌的。這比戰國玻璃珠的出現還要早２５０～３００余年。
再從進姬墓中出土的部分玻璃片及其用途來看，這項鑲嵌玻璃片的技藝，尚可上溯到西周的先期或早期，比起二氏所找到羅得島玻璃要早４００余年，比戰國時代還要早７００余年。若依“總的其起源仍是西方的”結論，顯然是解釋不通的。
３、 從商代青釉印紋尊的成果看
從西周魚伯和其妻進姬出土的玻璃管珠和玻璃片的制作技藝條件為基點，向上追溯，可以控告殷商時期的玻璃起源。
恰好１９６５年從河南鄭州商代墓中出土了一只青釉印紋尊，經我國考古學家們教室：除口部和肩部施有薄釉外，上面并有深綠色厚而透明的玻璃五塊。
據此成果，我們當然應該把我國古代玻璃的出現時間或其起源淵流，向上追溯距今３５００余年的商代較為恰當。
４、 從玻璃耳杯的造型藝術成果看
１９６８年在河北滿城，從西漢中山靖王（公元前１５４年封王，前１１３年逝）劉勝墓中有較其罕見而又珍貴的玻璃耳杯和玻璃盤出土。它們都是翠綠色，微有光澤呈半透明狀；晶瑩如玉。耳杯呈橢圓形，兩側有耳，微向上翹，矮假圈足，盤為侈口平折沿，淺腹起棱，假圈足。
這兩件文物在造型藝術上是相當奇特的。它是將玻璃粉裝進土模或石模后，進行加熱使玻璃粉熔融膨成的一種鑄造成形狀；待冷卻后除去模具，再去通體打磨即成。
西方直至十九世紀末，在法國有人得到我國清朝乾隆玻璃制造技藝的啟示，才興起采用我國漢代這種用玻璃熔融膨成的鑄造成形法，由于他們是采用各種顏色料來配飾的，便有彩飾膨體鑄型玻璃工藝之稱。于二十世紀初，便風靡全歐。二者的時間差距這么懸殊，又當如何解釋？
綜上所述，結論只能是：鉛鋇玻璃是我們偉大中華民族的一大創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