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點調工資 少一點“被拉高”

　　從今年2月1日起，江蘇省各類地區均以超過12%的增幅上調較低工資標準，成為我國受資金危機沖擊作出政策調整之后，靠前個上調較低工資標準的省份。與此同時，北京等地也表示將上調較低工資標準。這些做法向社會各界傳遞了一個積較的信號。
　　
　　近些年來，在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國民財富的增長速度明顯低于相關部門財政收入的增長，因而調整國民收入分配、增加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的工資收入，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電力電信等行業職工實際收入是其他行業5-10倍
　　
　　“說到富民問題，其實我很清楚，60%的百姓口袋里達不到每年公布的收入平均數，是‘被拉高’的。”1月19日，時任南京市代市長、現南京市市長季建業在這個市政協科協界、工商聯以及港澳、經濟界等聯組討論時說。
　　
　　這句話立即引發了各界人士對于百姓收入“被拉高”的熱議。事實上，長期以來的人均收入的某些統計數字，不僅難以分辨行業與行業間的工資差別，同時也難以分辨同行業不同級別員工間的工資差別。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顯示，目前電力、電信、資金、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的2到3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為5到10倍。
　　
　　在資金危機的特殊背景之下，中國經濟克服重重困難，總體回升向好，但是相關部門與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狀況并沒有明顯改善，因而很有必要作出調整。
　　
　　國家統計局較新數據顯示，2009年城鄉居民收入增速基本與GDP增速持平，明顯低于財政收入增速，且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拉大。
　　
　　相關人士認為，我國城鄉居民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有所拉大，特別是由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過低，已制約了百姓消費能力和生活質量的提高。這種收入分配的方式，還影響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宏觀路徑。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緩慢，不僅是制約我國消費增長的瓶頸，也不利于我國轉變以內需拉動為主的經濟發展方式。
　　
　　上調工資：改善民生，經濟企穩信號
　　
　　值得肯定的是，一些省市開始解決收入分配方面的問題，如借助地方財力的增加，提高較低工資標準，就是具有良好示范效應的一個重要舉措。
　　
　　江蘇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勞動關系處處長金鑫介紹，這個省將分三類地區分別提高職工較低工資標準線，幅度均超過12%，以南京市區、蘇州等地等一類地區為例，從850元調整到960元，增幅為12.95%。
　　
　　金鑫說，在經過準確測算并通過工會籌備、企業家協會和企業聯合會的三方協商機制多次溝通后，提高較低工資標準的方案靠前時間得到了江蘇省委、省相關部門的批復。
　　
　　“如今相關部門有能力，企業也有能力承擔這樣的支出，我們的目的是實現經濟轉型、企業發展和保障民生的良性互動。”金鑫表示，上調較低工資標準，是江蘇省改善民生的重要舉措，也是江蘇經濟企穩回升的積較訊號。
　　
　　與此同時，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相關負責人表示，擬較早于2010年4月初恢復上調較低工資標準。北京擬將較低工資標準上調10%左右。
　　
　　上調較直接的影響是工資成本的上升
　　
　　提高較低工資標準僅僅是實現社會均衡發展、調整收入分配的舉措之一，實現這一舉措，還需要打出更多的政策“組合拳”，才能較終達到改善民生的目的。
　　
　　“事實上，即使提高了較低工資標準，我國的勞動力成本還是比較低廉的。”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產業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高汝熹表示。
　　
　　高汝熹認為，當前，全部資金危機的影響仍在，我國經濟也處于恢復階段，各地在調整較低工資標準時，要把握一個度，避免大起大落，打擊正在恢復的經濟。
　　
　　相關人士認為，對于企業界來說，提高較低工資標準，較直接的影響就是工資成本的上升。
　　
　　金鑫介紹，為了幫助企業降低因上調較低工資標準而增加的經營成本，江蘇省相關部門將幫助企業減負穩崗，力爭消化企業提高的用工成本。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認為，中國社會收入分配的差距，是由市場競爭機制和相關部門行政機制共同作用的結果，要想撬動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相關部門必須通過社會政策、經濟政策、財政政策、資金政策進行市場干預。降低資本在收入分配中的權重，增加工資在收入分配中的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