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燁：沒背負十字架 很難取真經

【中玻網】采訪之前，張燁是神秘的。除了就亞洲設立資金會的相關工作發言，Google里找不到張燁任何個人信息。低調做事的風格，擋不住張燁身上的神采奕奕。身為亞洲設立資金會中國重要地位代表，她必須精通設立資金會的每一個項目領域，著眼籌備的戰略發展，掌控籌備的日常運轉，當然較重要的是讓她在亞洲設立資金會的工作對中國有所幫助。
　　我不知道什么是海歸，我骨子里還是很中國化的。這和我的經歷有關，我出國時間不是很長，而且都是陸陸續續的。
　　靠前次是1984—1985年。當時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事局工作。很幸運的，由福特設立資金會出資，我去美國史密斯女校讀了一年美國研究。史密斯女校是個高等人群氣很濃的學校，出了很多社會名流，包括里根的妻子、肯尼迪的女兒。
　　那是我靠前次正式去國外學習，Cultureshock(文化沖撞)得非常厲害，以至于我靠前學期掙扎得非常痛苦。首先是美國文化那種自我單獨的精力，在學校根本沒人指導，選課通過海報，學分要自己算，賬戶、電話都要自己開，什么事情都是自己負責。我當時已經30歲了，在國內也已經是副處長，但所有的身份、自尊、地位、社會圈子統統離你而去，天地間就只剩下你一個人，確實感到失衡。
　　而且美國社會是個萬花筒，我們女校是個同性戀集中的地方，那個時候lesbian(女同性戀)這個詞我都沒怎么聽說過，到了那兒看到她們的親密行為不能接受。我也想孩子想家，但我還是盡量不和中國人扎堆，住在美國人家里，和美國人交流，第二學期就慢慢適應了，學習也得心應手，全部是A了。
　　我們這代人經過上山下鄉，經過文革和改變公開，所以出國不只是出去鍍金，更融入了很多自己的思考，對國內情況、對從前經驗的反思，也建立了比較的視角。
　　回國后我繼續在社科院外事局工作，直至1988年，我被派到福特設立資金會中國辦事處擔任其重要地位代表助理。我在福特的工作中感覺后勁不足，總還想學點東西。1991年，我爭取到了去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讀MPA的機會，這是我第二次留學。
　　在哈佛的學習競爭相當強烈。我至今記得中午的餐廳，很多學生就著一杯咖啡或者一個比薩，在那算啊、寫啊、討論啊，那個氣氛真的能讓人窒息。我在那兒的一年時間，就有一個學生瘋了，一個學生跳樓。
　　哈佛的一年對我來說，無論是知識上還是人生觀上，都是質的飛躍。當然人的成長都是累積的，我也有插隊下鄉在農村的鍛煉，在社科院、福特設立資金會的經驗累積，我帶著這些國內經驗、這些財富到了美國較高學府，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進行更高層次的探討，我就感覺自己上了一個非常非常高的臺階。
　　哈佛帶給我的東西，歸納起來，就是自信和駕馭事務的能力。我學會在紛繁復雜的狀態下尋找邏輯，把它理順、歸納，找到切入點，做下去，直至解決。我也敢于駕馭事物，只要有我，我知道這臺戲就能成。可能有我打不開的盒子，但我知道在哪能找到鑰匙。
　　回來以后，我開始做自由職業者，先開了一個咨詢公司，給亞洲設立資金會、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等籌備服務，做一些美中交流方面的工作。1994年亞洲設立資金會擴大在華規模，我就來這里工作了。
　　在亞洲設立資金會，我從聯絡官員做到項目官員再到中國區代表。2002年，我覺得工作已經駕輕就熟，很難有什么創新，就希望再出去進修一下。這次我是作為訪問學者出去的，我在哈佛和布魯金斯學會各呆了半年，研究公民社會的課題。作為訪問學者有大量自己的時間單獨思考，我看了很多書，也做了很多講演，給學生講課，和美國人有了更多的交流。
　　這個時候已經不像我靠前次出國，美國人對中國完全不了解，這個時候已經有人提“中國威脅論”。我記得當時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辦事大樓，中美關系陷入低谷，演講的時候就會有人要求你表態。我要提出客觀理性的觀點，還要說服別人，這樣的交流我覺得是雙贏的，我學到了自信，交到了朋友，也促進了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
　　幾番出國，回來之后我感覺又被邊緣化了。有些主流的話語我不會說，玩笑我聽不懂。老外看我像中國人，中國人看我像半個老外。但我想，邊緣人多了以后，就沒有主流邊緣之分了，這樣中國才能發展。
　　捫心自問，我覺得自己做的挺成功的，我無怨無悔，也很滿意了。我從事了自己熱愛的事業，它符合我的個性和愛好。我在意中國的老百姓，我關心中國的弱勢群體，因為我就是從這里出來的。我能在這個位置發揮這份作用，真的很難得了。
　　對于現在的留學生，我想說，出去看看挺好。我女兒22歲，現在英國留學，這對鍛煉她的單獨精力、長見識、長學問都有好處。但是現在的孩子全然沒有我們的歷史包袱，這對他們來說也就缺少了奮斗的動力。沒有背負十字架，恐怕很難取來真經。